两当兵变领导者李秉荣为党为国工作,1979逝世

 

“两当兵变”是在中共陕西省的直接领导下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是继清涧起义、渭华暴动之后,在西北地区较早的起义之一。也是在甘肃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最早的一次起义。

甘肃两当县新建成的两当兵变纪念馆,位于1932年两当兵变部队的集结地,两当县广香东路西侧。纪念馆内设两当兵变的决策者和指挥者的七人人物群雕。该主题群雕栩栩如生,气势恢宏。

两当兵变的决策者和指挥者主要有:兵变部队改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后,任队委书记的习仲勋、政委刘林圃、任支队长的许天杰、任一连连长的吕剑人、任三连副连长的左文辉、队委委员李特生和曾为营党委书记的李秉荣。这座神形兼备的雕塑作品是对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青年时代向往光明、满怀革命热情、播撒革命火种所向披靡的传神写照。

首任营党委书记李秉荣,虽未能直接参加武装起义,但李秉荣是这支部队兵变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1925年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李秉荣,是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党团组织的党团员之一。1925年9月,四师全校5个班,有学生200多名。四师校长李子洲和共产党员田伯英、王复生、韩叔勋等在组织教育、教学活动中以“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为宗旨,在学生中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青年学生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投身革命活动,时陕北学联分会的四师学生会活动十分活跃:四师青年社更名为陕北青年绥德分社,有社员五十多人;由榆中绥德学生将他们每年一百八十元的津贴费为办学经费,有男、女学生八十多人的绥德平民学校的组织、教学工作全由四师学生无偿承担;京汉等处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消息传来数日,四师教职员学生即联合各界成立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散发传单宣言,作大规模讲演,在各县成立分会十多处,选派代表四十人出席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大会,提出议案数十条:学生会联络各处脚户,组织成立了有五百多名脚户参加的脚户自保会;为援助上海罢工工人,四师全体绥籍学生,一致将本年教育局所给津贴一百元捐助上海同胞。同时,各支部组织讲演团,每遇星期日,下街讲演,听众虽然不多,可是听了都很激动,颇显出革命精神;四师本校组织学生救国军,全体学生加入,学校借得来福枪二百余只,每日练习兵式体操,至少一小时。

在这如火如荼的大革命运动环境中,令一心只想通过读书来谋生计的李秉荣耳目一新,在团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很快成长为忧国忧民的进步青年。寒假,回到苗家坪联保后花家湾村(现属石家湾镇)后,开办农民补习班,动员同村的马云泽、邻村的李明池等青年参加成人补习学校。1926年开学不久。李秉荣光荣加入共青团组织,开始他的革命生涯。

省立第四师范李子洲校长全新的办学方式和教育教学内容,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犹如晴天霹雳,唤醒了这块沉睡的土地。时广为传诵的“若要强,上学堂;强中强,扛钢枪”,正是民众醒悟的真实写照。六月,中共北方区委派耿炳光来校整顿党团组织,指导党团工作。后又派遣上海大学社会系毕业的刘维东和徐梦周来校加强党的领导。遵照上级指示,四师党组织继1925年冬秘密派乔国桢赴开封国民二军;派杨重远打入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石谦团;1926年初派杜振庭、杨璞、冯景翼等学生和教师李致煦往宜川石谦部之后,9月,又选派李临铭、贺维新、马思冉、陶振亚、郭维华等5名中共党员和一些进步青年留在宁夏,与驻宁民国军联军宣传队的共产党员共同在银川市钟楼建立了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李临铭任书记。

同年11月,四师党组织派共产党员徐梦周老师带领李秉荣、白雪山、常宜、张慕时。张志文、马云泽、马成其、崔仲荣等八名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前往兰州报考军事政治训练班,参加国民联军政训工作。在银川,经由徐梦周、张志文介绍,并随军校来到西安,转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

1927年6月,李秉荣参加冯玉祥北伐,在前敌政治工作团任宣传员。北伐后,按照党组织安排,辗转进入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政治处在陕西省常委徐梦周同志领导下工作。11月,

1928年,中共山西省委决定到农民中去,开展兵运工作。李秉荣和王德修在三原、富平一带,联络各方人员,将周围生活困难的青壮年组织起来,打击土豪劣绅,开始建立农民武装。按照组织上的指示,李秉荣和王德修在三原、富平、耀县、旬邑、乾县、礼泉一带扩充力量,成立了三百多人民团,王德修任团总,李秉荣任教导员。他们和其他地方武装力量一起成立了反帝同盟军、倒冯军等,成为当地一股不可小觑的武装力量。

1929年冬,根据中共中央的《陕西问题解决议案》精神,陕西省委把瓦解敌人,变白军为红军作为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陕西省委对该西北民军甚为关注,派来中共党员李特生和已在该部中共党员为李秉荣、陈策秘密开展兵运活动的。1930年2月,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先后打入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王德修部,和中共党员李秉荣、李特生、田光烈、孙一君等再该部从事兵运工作。11月,王德修部被苏雨生编为陕西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军阀苏雨生编为陕西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军阀苏雨生部被杨虎城解散后将其部编为国民党十七路军警三旅(旅长唐嗣桐)二团(团长曹润华)一营(营长王德修)李秉荣任二团少校团嗣。这支在陕西大饥荒时由中山军事学校毕业的王德修同共产党员李秉荣召集宜君、三原、乾县、礼泉、旬邑和彬县等地的饥民组织起的队伍,虽成为负责,但大多数都是身穿军装的饥民。共产党李秉荣是这支部队的创始人之人,李特生、习仲勋、张子敬、刘书林、李艮、陈云櫵、孙一君等党员同志在这支部队积极开展军运活动。开展士兵运动,是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的中心策略之一。

1930年春,部队驻扎在陕西长武县。在长武县的药王洞,李秉荣、李特生、习仲勋举行了第一次党的会议,决定建立党小组,李秉荣担任党小组长。为建立党的武装力量,党小组决定,党员到士兵中去,以利做士兵工作掌握实权;并以二连为中心,开展全营的兵运工作。李秉荣辞去少校团副职务,到一营二连任连副,李特生任一连特务张,习仲勋辞了王德修给他安排的通讯排长的职务,下到二连做见习官(后来任二连特务长)。当时,国民党军队中士兵生活困难,装备和日常用品很差。他们根据当时陕西省委的兵运政策,提出有针对性的几项活动;秘密向士兵宣传提出“反对压迫杂牌军”的政策,要求平等待遇,发的士兵进行日常斗争,提出反对大骂士兵、改善士兵生活,按时发饷发鞋袜等,使得士兵的心一下子贴近了党,革命活动迅速发展,发展了许天洁、高祥生、吴进财、左文辉等50多名共产党员。利用李秉荣任机枪连长、李特生任文书、习仲勋任见习官等合法职务,经中共陕西省委同意,秘密建立了营党委。李秉荣,李特生、习仲勋先后任书记。至1931年底,各连都有了党的骨干分子,排长和班长大都是共产党员和革命的同情者。同时,党组织从实际出发,严明军纪,对这支旧军队进行了必要的改造,形成了实现兵变的有力的群众基础。陕西省委对这支部队极为重视,陆续派来吕剑人等同志做兵运工作。

一营的活动引起国民党上层军官的注意,团长曹润华采取“掺沙子”的办法,把机关枪连解散分至其他连,将收编来的土匪武装组建了新的连机关枪,营里三个连长被换成他的亲信,并把李秉荣调离连机枪,担任团部军械官。部队换防盗凤县不久,习仲勋同志接任营委书记。这年秋冬之际,陕西省委曾两次打算举行起义,派李杰夫同志在凤县东湖秘密召开了营委会议,传达省委指示。但习仲勋、李秉荣等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未予执行。

1932年春,团长曹润华命令一营开赴甘肃徽县,与二营换防。因为一营的士兵大多是陕西关中人,不愿到甘肃去,抵触情绪很大。从团部赶往凤县西门外参加营党委会议的李秉荣和习仲勋等认为起义时机成熟,会议决定在一营和二营换防时举行起义。同时争取在徽县的二营也参加起义(二营营长杜子材也是地下党员)。李秉荣即刻返回徽县二营准备策应。营党委派刘书林向陕西省委请示,省委同意营党委的意见,并派军委秘书长刘林圃前来领导起义工作。

1932年4月2日,部队途径甘肃两当县时,因士兵革命情绪高涨,临时决定提前起义。营长王德修闻讯翻墙躲离,几个反动连长被击毙。起义部队树起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旗帜,迅速向陕西开拨,连夜推举许天洁为军事总指挥,习仲勋为党的书记。正在徽县二营等待一营同志到来的李秉荣,接到营委派人传递起义已经提前的消息后,决定立刻离开徽县和起义部队汇合。恰在此时,团长曹润华得知了起义的消息,命令者这支部队的创建者李秉荣,一定要想办法把队伍带回来。李秉荣离开徽县,欲与起义部队会合,急速到达宝鸡通洞峪时,方得知习仲勋、吕剑人、李特生、许天洁等率领全营200多人起义后,沿途进行了五六次战斗,行军千余里准备向刘志丹率领的部队靠拢。在行军途中,因路线生疏,被盘踞在永寿县一带的大土匪头子王结子匪军突然包围,激战数小时,终因起义部队长途行军疲劳过度,弹药不足,伤亡严重,失去战斗力。起义战士多为乾县、礼泉人,幸存者情绪低落,士气减弱,起义部队已被打散。李秉荣返回徽县数月后,离开杨虎城部队,随后被陕西省委派往三原武字区,参加渭北游击大队第一支队的游击活动。

1932年5月,汪峰、李秉荣和马云泽等4人参加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李秉荣先后担任排长、连长等职务。1932年12月,红二十六军正式成立时,李秉荣担任步兵连首任指导员,转战陕甘边区。1933年4月底,在照金以东的北梁村召开联席会议,陕西省委领导人杜衡盲目作出南下攻打西安的决定,强令红二团南下。红二团南下途中,遭到敌重兵围追堵截,部队在西安终南山被打散。刘志丹、王世泰、李秉荣等人分别突出重围,辗转到了西安后,李秉荣接受省委李冲宵指示,到蓝天收容失散 的红二团人员,去宝鸡扶风、眉县、岐山等几县搞联络。后李秉荣返回三原从事地下工作。7月,陕西省委机关遭到了破坏,省委领导杜衡、李冲霄等人被捕叛变。9月,不知内情的李秉荣来到西安的联络点,准备向省委汇报工作时,不幸被捕。在狱中,李秉荣始终未暴露真实身份,以政治嫌疑犯罪名被判五年。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矛盾被民族矛盾取代,社会各界呼吁释放共产党人,释放政治犯,团结抗日。在此背景下,经组织、家人多方营救,李秉荣被释放出狱。由于在狱中长期遭受折磨,病体缠身的李秉荣在家躺了半年多后,才能自如活动。1938年春天,李秉荣身体刚刚好转,就寻找党的组织,经地下党马宗昌牵线,李秉荣与当时在绥西一带活动的党组织负责人张登铎建立了联系。张登铎同志了解到李秉荣过去从事秘密兵运工作的经历,嘱咐李秉荣设法担任村保主任,以这个合法身份掩护开展地下工作。1939年,李秉荣利用这一合法身份,为绥德警备区(王震359旅)组织了90石军粮。

1940年绥德解放,1942年李秉荣在绥德地区负责后勤运输工作。其后,在绥德、张家口等地做党的统战工作。1946年,国民党胡景铎部横山起义后,李秉荣被组织派到骑六师任供给部副部长。1947年,李秉荣被调往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任西北局办公厅行政处副处长。之后,李秉荣随西北局机关转战陕北,直到全国解放。

1954年,西北大区撤销,李秉荣病休。直至1960年,李秉荣被陕西省委任命为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参事。1962年9月,长期跟随习仲勋同志工作的李秉荣被戴上“彭高习在参事室代理人”、“彭高习安插在参事室里的爪牙”的帽子,开除党籍,撤销职务。1971年冬,李秉荣在强制挖防空洞劳动中脑溢血发作而偏瘫。1979年2月15日,李秉荣逝世。

时在广州的习仲勋得知这一噩耗,不胜悲痛,给陕西省委办公厅发来电报,请代送一花圈,以悼念这位为党为国做了很多有益工作的老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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